相传明朝北京紫禁城里有一个密室，里面存放有神人刘伯温留下的“绝世秘籍”，只有在老朱家的王朝遭受巨大危机的时候才能开启。

到了崇祯十六年，“巨大的危机”出现了。外有满清八旗大军南下，直逼山海关，内有闯王麾下乱军肆虐，兵进北京城。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想到了刘伯温的秘籍，打算从密室中拿出来看一看。

当崇祯与太监们进入密室，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柜子，柜子里只有三张图。

崇祯看到第一幅图里画的是文武百官数千人，他们将官帽拿在手里，披头散发地到处乱串。

崇祯问身边的太监，画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太监回答说：“或恐官多法乱。”

然后再看第二幅画，里面是士兵丢盔弃甲，四散奔逃的景象。崇祯又问，太监答道：“想军民背叛也。”

崇祯脸色越来越差，呼吸也透露着愤怒与绝望。太监劝他别再看了，但崇祯毅然打开了第三幅图。

只见这第三幅图中仅有一人,身穿白背心,右脚光着,左脚穿着鞋袜,披散着头发，悬在半空，容貌活脱脱是崇祯的模样。

崇祯瞬间默然，呆呆地盯着图画站了良久。他没有再问图画的含义，就算问，也没人敢回答。

大明气数已经，是天命所归，还是自然规律？

这个故事出自明末陈济生所著的《再生纪略》,来源于一位从宫中出来的太监的口述。陈济生之所以记录这段颇具神秘色彩的轶闻，似乎是在暗示：早在明朝开创之初,其覆亡就已是命中定数。

关于明朝灭亡的神秘故事多如牛毛，陈济生所记述的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且，有关“神人”刘伯温超凡本领的故事也不少。

被后世奉为“中华三大预言宝典”之一的《烧饼歌》，其作者据说就是刘伯温。根据传说，刘伯温在这本书中拍了朱元璋的马屁，声称大明王朝会传到至，国祚方尽。朱元璋自然很高兴，但他却听不出刘伯温这么说乃是“话中有话”——“万子万孙”的意思是“万历的子孙”。

后来，这个故事在明代遗民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又被安到了张天师的头上。

其实，但凡翻开明代遗民关于崇祯—朝的野史记录,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亡国预兆。有的是“天文星象异常”，也有的是“旗杆忽然被吹折”,更有的是“神秘图谱画面诡异”。总而言之，好像各种上天的预兆以及预言家的推断都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全部都在提醒着崇祯皇帝注意一个事实：“大明就要亡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民间的“野史奇谈”全都是在崇祯自尽、社稷沦陷后一股脑冒出来的。好像这些预言先前就在那里，但是人们偏偏视而不见，直到应验以后，才让人们恍然大悟。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有些不正常。

无论如何，“天命定数”这东西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神话”，而且这种神话一般都没有非常确切的解读和阐释，很难一目了然地读出它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解释。

比如，同样是“天文星象异常”，对于崇祯来说，就是社稷灭亡的凶兆，但到了李自成的大顺那里，军师宋献策却把它解释为“上天提醒李自成尽快登基做皇帝”。

天命的更迭，王朝变换，实在是难以说清。按照儒家学说中有关改朝换代的描述，一个朝代的“标准兴亡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上天降下祥瑞，受天命赐福的大人物接受授命，而后建立王朝。一段年岁之后，他的子孙德行衰败，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示儆，如果这位君王对此无动于衷，那就接着降下灾祸，如果还是不闻不问，一意孤行，那么上天就要重新选择，把天命授予别的天选之子。

如此，每到王朝更替的时间段，上天就会变得异常忙碌——它—面要降下灾祸惩罚末代君主，一面又要降下祥瑞来迎接开国新君。只不过，当预兆显现之时，人们很容易把这两种版本的预兆搞混，产生各种“误解”。

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只能在事后根据既成事实，来对之前的各种预兆进行解读，所以将亡国归诸天命已尽，诚然合情合理。

明朝的灭亡,似乎确实和“天命”相关，只不过这里的“天命”指的是“天气和气候”。现代学者的研究发现,明末万历和崇祯年间，恰好处于气候史上的一个小冰河期,与以往相比的反常气候，导致农作物大规模歉收，进而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饥荒。饥民不堪朝廷重负，因而起来造反，撼动了帝国的根基，从而在内部促使了明朝的灭亡。

祸不单行，瘟疫也来凑热闹。明末的一部纪实书籍《花村谈往》中记载了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这种瘟疫传播极快，发病猛烈，可迅速使人暴毙，令人胆战心寒。据说，一旦染上这种病，就在喝茶作揖的功夫，便“不起而殒”。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同时染上这种病，那么前一个人染病死亡，后一个人去买棺材，就会死在棺材铺里。这种“疙瘩瘟”就发生在明亡的前一年。

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当李自成前来攻打北京时，他所面对的是一座早已被瘟疫扫荡过的残城。

根据后人的推断,这种病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跳蚤传播的一种肺鼠疫，所以，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说，可以认为是“跳蚤灭亡了大明帝国”。而如果套用天命理论，自然也可以说是“老天爷让跳蚤终结了大明帝国的天命”。

大顺取代大明，哪个才算是民心所向？

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破北京灭亡明朝）中死里逃生的赵士锦，写过一本《甲申纪事》。他在书中说：其实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闯军”攻进北京的情景,一点也不激昂壮阔，更没有什么“夹道欢迎”和“万众喝彩”。有的只是惊慌失措、慌不择路的逃难民众。而且有些意思的是，本来逃难都是往城外面逃，但当时竟然有两三百号人从外面往城里跑,他们一边跑一边喊：“已进城了！”没过一会儿，又跑过来二三百号人，他们喊话的内容倒是让不少人打消了逃命的念头：“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

这话可比任何大话连篇的政治宣传都管用，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到处找黄纸、红纸,写上“顺民”贴在自家的门上，过会儿又搬出香案，在一张大黄纸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而后，大家就默默地等着李自成的人马进京。

随后，就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李自成的“大顺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一路上没有欢呼，没有喝彩，更没有人群拿出馒头水米来送给“王师”，反而是“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

此情此景，很可能让李自成和幕僚们大失所望，毕竟他们期盼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形并没有出现。

孟子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特别青睐“民心所向”这四个字。但是，在动乱年代和王朝更迭之时，民心究竟向着哪一方，实在是笔糊涂账。真正的民心所向，往往都是在政权建立以后，改朝易代已成事实，老百姓默默地接受罢了。然后，才有后世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描述出的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

不过,假如民心不向着,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历史长河中，对于新上任的政权统治者来说，“民心不向”才是一种常态。儒家经典里都说文武成汤这样的圣君乃是三代上古之事，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再找上古时代那种愿意乖乖投献的忠顺良民实在是太难了。

既然民心不向，自然就是叛民、乱民，为了清理队伍，肯定得用暴力手段来让他们降服。如果他们冥顽不灵，那就只能除恶务尽了。

在晚明的历史中，就曾有不少这样的“乱民”起来暴动，跟大明朝廷对着干。看起来，民心从那时起似乎就不那么向着明朝了。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发生的一场民变。民变当中出现了一个著名人物周顺昌（对抗魏忠贤阉党的著名大臣）。

后世很多人都佩服周顺昌的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却没太注意他的事迹中的一些细节：

当阉党逮捕周顺昌时，确实有一群老百姓拼命地为这位清官鸣冤请愿，其中还有几个士绅才子递交了请愿的文书，但都没有产生太大的风浪，总体上来说是一幅“依法上访”的样子。

结果呢，负责抓捕工作的一个差役面对情愿的人群“咋呼”了一句：“他们东厂办案抓人，你们一群刁民瞎闹腾啥！”

他这么一“咋呼”，把上访的群众给惹火了。大家本来就不喜欢魏忠贤控制的这帮“东厂走狗”，而这群走狗又如此嚣张，真实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有人高喊：“我去，我们以为是皇上来抓人呢，原来是东厂的走狗啊，我们绝不答应！”然后请愿的民众变成暴民，导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变”事件。

或许，如果当时那位差役说的是“天子抓人”的话，这场民变可能就闹不起来了，最多就是增加了一则阉党冤害忠臣的罪行罢了。

后来，周顺昌确实冤死了，但死后又被皇帝下旨平反了。所以，这个例子说明乱民暴动，未必就是反对皇帝（反对的是魏忠贤的阉党）。

还有一种例子，即：当民间盗贼蜂起、难以抑制、做大做强的时候，民心的向与不向也很难说清。

晚明李自成、张献忠率数十万大军纵横驰骋，天下糜烂，大批民众选择依附他们，似乎是对他们的一种“认可”。然而，仍有很多老百姓并不愿意投靠李、张的起义军，并且还把投靠他们的那群老百姓看作“贼民”，和作为大明朝忠顺良民的自己，绝不是一个战线上的。所以我们在随后的历史中看到，虽然张、李一路攻城陷地，却仍有很多地方州府誓死抵抗，特别是李自成围攻开封，即便大军兵临城下，发动猛烈的攻击，城内军民遭受巨大损失也坚决不降。

亲历开封保卫战的白愚在《汴围湿襟录》里记过一件轶事，可见所谓军民鱼水情深。开封围城时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抚便号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围城日久，物资紧缺，巡抚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张口，就对民众讲：“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众的觉悟此时就显示出来了：“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时间官民纷纷倍受感动，把鼻涕眼泪都混在一起。

不过在后来，事情出现反转。当李自成大军围城数月，城内弹尽粮绝之时，鱼水情就没了，猜忌和怨恨便出现了。官兵说我们拼死为你们守城，要吃要喝自是应该，待闯贼攻进来，大家都得死，于是下乡搜掠米粮便不那么温良恭俭让起来。老百姓倒是一面担心着城外闯军攻进来，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觉得反正都是抢，也许倒不如让闯军进来抢更痛快一些。

等到闯军真的攻进来时，大家发现其实也没这么糟糕，除了那些顽固的抵抗者被千刀万剐，高门大户家产全部被抄了之外，普通老百姓只需要跪下磕个头，保证当个顺民，那么以前的日子可以照过，没啥两样。

或许，如果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而是坐稳了大顺皇帝的宝座，并传续下去，那么史书之中就会把李自成的大顺朝描绘成民心所向的王朝。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史学家也肯定不会把老百姓说成是“投降”了大顺，而是“归顺天命”、“听从天意”。

李自成在占领北京时曾说了这样的话：“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

确实，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忠于前朝的死人和投效本朝的活人才是好人。而对于处在朝代更迭期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好好活着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更在乎的就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

如此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