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争夺白热化

　　今年8月9日，网易云音乐一批港台歌手的歌曲被下架，包括诸如容祖儿、梁静茹等人的歌曲。8月23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下称“TME”）因版权问题起诉网易云音乐，涉及苏打绿等歌手的首歌曲以及综艺节目《明日之子》的版权。由于涉及大量流量级流行音乐歌手，造成许多用户指责和市场 　　年5月，腾讯音乐独家获得环球音乐在中国大陆地区数字版权分销权，被称为近两年来市场上对优质音乐版权的最后一战。其背景是，环球音乐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年市场份额占到全球唱片市场28.9%。

　　此前，各家平台所拥有的曲库版权较为分散，阿里音乐旗下虾米音乐手握滚石唱片、相信音乐等公司在线版权，酷狗音乐、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其他主要音乐播放器上可听到的周杰伦、孙燕姿、泰勒路斯威夫特等歌手曲库，则未授权给阿里音乐。

　　几番争夺后，腾讯音乐与阿里音乐于今年9月突然握手言和。9月12日，TME和阿里音乐共同宣布，达成对所拥有的环球、华纳、索尼、华研等优质音乐版权的转授权合作，曲库量级超过百万。双方补上曲库短板后，近两年的版权布局基本完成。目前，中国在线音乐版权市场格局初定——TME旗下的QQ音乐、酷狗和酷我的音乐版权优势最大；百度音乐在年并入内地音乐公司巨头太合音乐集团后，则依托其旗下海蝶音乐、太合麦田等公司获得较多华语音乐版权输血；BAT之外，独家版权最少的则是依靠产品体验和社交属性占据市场份额第二的网易云音乐。飞速发展的市场背后，对音乐独家版权资源的争夺，成为各大音乐平台争夺用户和流量的最重要环节和利益所在。

　　正版市场崛起

　　尽管此前也存在，但唱片公司选择将所拥有的歌曲库以独家的方式授权给在线音乐平台，集中发生于年以后。

年之前，中国网络音乐市场主要以盗版为主，实体唱片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年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总报告）》显示，年中国内地实体唱片产值规模约为6.15亿元，较年下降约5.4%，中国大陆实体唱片销售总量约为.04万张。一个对比数字是，0年周杰伦作为新人的第一张专辑“Jay”累计销量便超过万张。

　　唱片公司无法通过音乐发行赚钱，音乐人的内容生产收益自然亦无法保证。年，高晓松、崔健等百位音乐人发出的《致音乐界同仁书》称：“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了几乎%的市场，我们失去了依靠音乐版权收入再生产音乐的最后阵地。”

　　转变发生于年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最严版权令”——《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截至当月底，百度、阿里、腾讯等在线音乐平台下架未经授权音乐作品余万首，这被称为网络音乐环境正版化的分水岭。

　　盗版音乐被强制下线后，正版授权的优势立刻凸显，所谓“多APP”时代自此开启，独家版权代理的模式也因此愈发火热，直至集中在几大巨头手中。随着BAT公司竞相入场音乐版权权利人体系，版权纠纷不断，也引起国家版权局 　　独家“垄断”疑云

　　国家版权局管理司负责人9月12日在约谈中强调，抢夺独家版权、哄抬授权价格等行为不利于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因此要求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版权，促进全面授权和广泛传播。这种担忧的核心是，若一家平台手握独家版权越来越多，是否涉及垄断？进而导致其他平台买不起版权而无音乐可放，优质音乐作品传播也受到限制？

　　依据《反垄断法》，单一企业在相关市场上的份额达到二分之一，是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以腾讯为例，年7月15日，腾讯通过资产置换股权的方式，将旗下的QQ音乐业务与中国音乐集团（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海洋音乐）进行合并，获得极大版权优势。艾瑞咨询在《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中曾称，QQ音乐、酷狗和酷我的版权音乐在整体版权音乐中占比均达到90%以上。

　　但腾讯音乐给出的解释是，曲目数量不便透露，但以上数据为误读，其并未获得市场90%以上的独家版权，独家曲库与百度音乐的数量不相上下，阿里音乐和网易也有不少独家音乐。

　　在线音乐平台获得歌曲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后，仅在自家平台播放，限制其他竞争对手和音乐的广泛传播，这也是国家版权局约谈各音乐平台的主要依据之一。“多APP”时代给用户带来的主要体验麻烦是，想要听到喜欢的音乐，需要下载多个音乐APP。不过，目前各大平台间也有互相转授权曲库版权的行为。腾讯音乐亦称，将持有的绝大多数独家版权均转授给其他平台，没有严格限制传播。

　　与中国不同的是，国际通行模式是以成熟的集体管理组织体系进行音乐版权管理，由独立第三方而非有市场诉求的版权使用者进行版权管理，且试图实施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被严格控制。“采取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授权模式，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版权。”这也在版权局发声中得到体现。

　　在中国，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分别承担对词曲和音像节目的集体管理。不过，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两协会职责与管理能力均与国外集体管理组织差别较大，且长期未获得市场信任。因此，在线平台兴起后，所支付的高额版权费用和强维权能力，自然更受音乐公司认可。

对独家版权这一模式的另一质疑在于，巨头竞价哄抬版权价格，资源向头部集中。这一质疑也有多位业内人士提出异议，版权竞争导致的价格上涨在国际范围内都是趋势，对内容产业发展利好。

　　近两年，争夺版权的费用水涨船高，版权采买价两年翻番。例如，围绕环球音乐的版权战中，关于其授权费如何从三四千万美元涨至数亿美元的猜测一直存在。而环球音乐集团发布的年一季度财报中，来自“授权及其他”的营收为1.82亿美元，流媒体营收亦达到5.01亿美元，似乎印证了这一猜测。（略）

　　也有业内人士担忧，如果行政干预叫停“独家版权+转授权”这一模式，平台方失去对侵权音乐的维权意愿，将可能重返盗版横生时代，遏制初具雏形的付费音乐市场发展。

　　后续影响几何

　　修大普说，此前索尼音乐放弃直接将曲库版权全面授权给多家平台，而与平台签订“独家授权+转授权”分销协议的主因是，没有独家版权，在线音乐平台很难培养用户付费习惯。

　　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上，付费用户占到30%以上，截至今年7月的数据是万付费用户。其竞争对手AppleMusic9月的数据，付费用户亦超过万。

　　所有在线音乐平台中，只有腾讯音乐宣布盈利。就版权和纯音乐业务来说，上述TME版权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其主要依靠全民K歌、直播等盈利业务的输血，而非版权业务。

目前腾讯音乐的付费用户数不超过3%，如果对比Spotify的付费用户率，则意味着超过十倍的盈利，中国用户对网络音乐的付费意愿整体依然很低。

　　在独立音乐人陈粒和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奚韬看来，歌曲付费与否应当取决于音乐创作者的意愿，用户付费意识则需要“被教育”。年2月，好妹妹乐队在乌镇为最新专辑《实名制》编曲和录制，进行了为期8天、每天2小时的直播，好妹妹乐队成员秦昊和张小厚向观众展现了歌曲从demo到成型专辑的过程。同时，该专辑在网易云音乐、QQ音乐等多个在线平台开启预售，并首次采用“卖楼”的阶梯式定价方式，预售前三天专辑价格为5元，逐渐涨价至正式上线时的20元。

　　大部分粉丝均会在上线第一时间购买专辑，而阶梯式定价必然导致大量原本可以原价售出的专辑利润受损。奚韬说，承受这部分损失的目的在于，好妹妹乐队希望能以这一方式还原专辑的制作过程，向听众展现音乐的价值。这一专辑最后卖出超过10万张，其乐队工作室并未与传统的版权代理公司和唱片公司合作，而是直接与平台签订发行协议。奚韬透露，在好妹妹乐队的营收比例中，音乐作品版权收入尽管未超过50%，但在与商演、广告等靠近。

　　就如何避免独家版权等市场竞争导致的资源仅向头部内容集中而言，刘鑫认为，目前各大在线音乐平台均缺乏公开透明的点击量反馈平台，使得权利人无法依据其音乐被播放的次数，来获取相应的版权收入。他建议，通过歌曲被播放的流量获取相应分成，版权价值才能更合理匹配至具体的音乐创作者，形成长尾内容的正向反馈。

　　一大利好现象是，用户的付费意愿正在有所增强。年11月11日，陈粒的第一首歌《爱若》在音乐平台上以1元售卖的时候，奚韬看到，留言区的评论多为“凭什么收钱”？三个月后，第二首歌以2元标价，这样的评论少了许多。

作者：张瑶李恩树；摘转自财经

3.晨光与温氏“供港”商标之争高潮迭起

晨光乳业近日发表声明，称温氏乳业在其生产的乳品包装上擅自使用“供港鲜牛奶制造”标志，涉嫌侵犯了晨光的“供港”商标权益，在多次沟通无果的前提下，晨光已经像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温氏集团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相关损失万元。而温氏方面则向国家工商总局商评委发起申诉，要求认定晨光“供港”商标为无效。

在此次商标纠纷中，晨光乳业援引自年以来的“供港”背景，还公布了两份“供港”商标所有权证书。

据了解，晨光乳业为深圳市光明集团下属国有独资企业，其前身光明农场自年起生产牛奶出口到香港，至今已有38年的供港历史，占据香港鲜奶市场40%份额，并于年申请注册“供港”商标。而被指责侵权的温氏乳业，为国内“养猪第一股”温氏股份旗下的三级子公司。

晨光乳业方面称，今年年初即发现温氏集团与温氏乳业生产销售的酸牛奶、鲜牛奶等产品在外包装使用了“供港鲜牛奶制造”标志。据工商总局商标网信息显示，年12月26日，晨光乳业向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申请，在第29类（肉、蛋、酸奶、牛奶等）、第32类（啤酒、矿泉水、汽水等）两类中注册“供港”商标，并在年3月28日予以核准注册，有效期至年3月27日。因此晨光乳业方面认为，温氏该举动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并涉嫌侵犯晨光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在新闻发布会上，晨光乳业新闻发言人高丽梅发表声明强调：“晨光从未授权其他公司使用29类和32类‘供港’商标标志，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晨光乳业有效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在晨光已经注册的类别上将‘供港’两字作为商标标志使用。”

晨光乳业代理律师、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贺文华认为，“晨光公司已经成功注册了‘供港’商标，是该商标的实际持有人，且在市场上投入成本对该商标进行宣传培育，这是既定事实。”早年“供港”产品是一种高品质的代表，但近些年香港跟内地生活水平接近，其作为行业“品质”的含义已经逐渐弱化。晨光乳业对“供港”进行长期使用和广告宣传，两者之间已经建立起特定联系，并且具有显著性。温氏乳业并非首家侵权企业，此前光明牛奶也曾在外包装上使用“供港”字样，但在晨光乳业交涉后主动撤掉相关标志。而晨光乳业高层曾在一个行业论坛向温氏乳业高层提出商标异议，希望温氏删除包装上的“供港”字样，温氏却至今未进行相关处理，因此才引发了“供港”商标侵权之争。

法学界人士对两家乳企的“供港”商标之争则持不同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企业如果对某商标存在异议，可以通过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或者诉讼的方式，要求撤销商标。但从现阶段来看，晨光乳业依旧是“供港”商标的合法持有人，如果其他公司在产品上使用相同字样进行宣传，涉嫌构成侵权。

目前该案已正式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立案，且温氏乳业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业已被驳回。晨光乳业诉求为温氏立即停止使用“供港”字样标志，停止销售侵犯“供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约万元。

（转载自经济网）

4.LED芯片行业：专利战火升级，行业产能面临考验

事件：福建高院判处Veeco上海在国内禁售EPIKmodelMOCVD等系列设备。 　　点评：福建高院判决VeecoEPIK机型在国内禁售，这是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胜利。正如我们之前评论，中微等国产半导体设备企业崛起的趋势不可避免，Veeco等海外企业仅靠专利战无法击败中微。中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显示国内半导体设备的创新与技术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微一系列动作的诉求也是在与Veeco的谈判中多掌握筹码，对于你来我往的专利战，最后的结果还是和解。目前来看，和解的时间点正在接近。

　　在上游设备商纠纷愈演愈烈的情况下，LED芯片行业产能面临考验。对于LED芯片行业而言，中微与Veeco的纠纷使得各家厂商在新购机台的决策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扩产计划可能陷入停顿，如果短期无法和解，行业年的大部分扩产计划无法如期进行；同时目前的判决对中微和Veeco各自相关机型存量产能皆有影响，行业产能大概率陷入供给不足的状态！ 　　就LED芯片相关公司而言，澳洋顺昌受到纠纷事件影响最小。对于澳洋顺昌，公司目前存量机型以Axitron为主，占比为行业最高，在产有效产能最大，对机台的操控水平也最高。对于新增产能，在纠纷解决无明确时间表的情况下，公司可选择Axitron与中晟(两者技术路线与Veeco均有较大不同)，腾挪余地更大；而其他厂商因为前几年已经转向Veeco，Axitron与中晟机台对其均具有一定操作门槛，即使是唯二选择也都不是好的选择。总而言之，澳洋有效产能及扩产计划受影响最小。 　　综上，我们有两个判断：1、年LED芯片行业重新陷入供给不足的状态，有利于行业良性发展，有利于一线芯片厂(三安光电、澳洋顺昌、华灿光电、乾照光电)。2、此次纠纷中，澳洋顺昌存量产能及扩产计划受影响最小，可重点 　　风险提示：纠纷持续，谈判陷入僵局，对LED芯片行业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刘翔；转载自太平洋网

5.三部门发文要求重点清理六方面限制竞争政策措施

《方案》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按照“谁制定、谁清理”原则，对现行政策措施组织清理。政策措施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者职权已调整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部门负责清理。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研究拟定本地区和本部门具体清理工作方案，督促落实清理工作。各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清理工作。

《方案》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要对照《反垄断法》和《意见》，对现行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含有的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壁垒等内容进行清理。重点包括：

——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

——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对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性补贴政策；

——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碍本地商品运出、服务输出；

——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方案》指出，清理分五个阶段推进：一是自查梳理阶段。二是审核排查阶段。三是公开清废阶段。四是总结汇报阶段。五是督促检查阶段。

《方案》对清理提出了要求：强化社会监督。坚持自我清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公开透明推进清理工作，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对清理工作的意见，形成政府部门主导、社会有效参与的清理工作局面。

加强反垄断执法。反垄断执法机构要在清理期间加大执法力度，查处并公开典型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形成执法威慑力，推动政策制定机关认真开展清理工作。对违反《反垄断法》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要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发出执法建议函，督促政策制定机关纠正相关政策措施。

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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